1967年 我们曾经站在政权暴力的一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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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08-08 07:50
1967年 我们曾经站在政权暴力的一边

今年是1967年暴动50周年。有赖各方有心人的努力,近日社会对这件历史事件的关注渐成气候,特别是不少年轻人也开始对这个城市的过去产生兴趣,实在令人欣慰。

关于六七暴动,我们当然还有很多事情不太了解,也有赖历史学者继续努力打开谜团。很多人关注的是当年示威者究竟是否出于对公义的追求,是社会改革先驱,还是破坏安宁、盲目听从共产党指挥的搞事分子。

当年港英政府同样採取极粗暴手法

对于当年曾参与过抗争甚至因此身陷牢狱的朋友来说,自然会坚持自己是为理想作出牺牲,也认为社会理应对自己的贡献予以肯定。在抗争过程中,他们确曾使用暴力,甚至出动过土製炸弹,但他们坚持这只是回应警队粗暴打压的合情合理自卫还击。但这宗历时半年以上夺去51人性命的历史事件,过程中爆发出来的暴力无可否认对香港带来了极大伤害,在这裏也难以三言两语简单地说清责任谁属的问题。但不容否认的,是当年的港英政府在处理示威时,也同样採取了极为粗暴的手法,基本上以从严治法宁枉毋纵的态度去打击左派。这一点,不管你是抱有任何政治立场,也是必须承认的历史事实。

暴动早期,港英政府曾採取忍让的态度去处理示威者。在左派群众围堵港督府时,警队大致上以容忍态度、以减少冲突方针去试图控制场面。原因是港英当时对局势仍然未能摸清,特别是北京对香港左派动员的态度,始终无法掌握。战后北京领导人立场是把主权争议暂时搁置,以务实态度去对香港作「长期打算,充分利用」,在文革早期也说明不会对港「输出革命」。但到了1967年全国局面开始失控,再没有人可以断言中央的确实意图,又或者究竟所谓「中央领导」是否依然存在。

在这种情况下,当时的港督戴麟趾初期对局面採取观望态度,在处理示威者活动时保持克制。不过数星期之后,他判断这个抗议浪潮不管是否由北京策动,也不会在短期内结束,因而主张恢复秩序必须是港英的首要考虑,要求伦敦支持他用强硬手段,以严刑峻法去对待滋事分子。对此,身处北京代办处的英国外交人员强烈反对,认为绝对不可进一步挑衅北京,以免令中英关係再受伤害。这群驻京人员也担心,港英的镇压手段会激起中共採取报复性行动,危害自己的人身安全。

伦敦处于这两种对立意见之中,努力平衡。但7月发生的沙头角枪击事件,却成为了转捩点,也令戴麟趾的主张得到支持。港英的路线转变,由撒换警务处长开始。当年时任处长的戴磊华,对採取强硬手段有所保留,港府对此深表不满,马上把他撤职,改由他的副手伊达善继任。这也展开了全面强力打击暴乱的局面。

当年警队处理暴动场面相当有效率,原因之一是汲取了1956年应付「双十骚乱」的失败经验。当年港英面对场面方寸大乱手足无措,也要劳动英军介入。事后警队总结经验,认为必须要提高自身的防暴能力,自此要求所有警员要分批接受相关培训。这种训练,到了1967年便大派用场。

但警队的「杀手锏」,还有港府享有的紧急权力。「紧急权力条例」不少是于20世纪初为防止国内政治势力渗入香港而订立的,多年来也做过不少修订和补充。要行使这些权力,在香港内部而言是没有任何制约可言,只要伦敦批准,港督便可不用两局支持,也不用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的情况下,运用相关权力。这些紧急权力,却为警方检控工作大开方便之门。例如警方毋须证明任何人直接参与製造爆炸品或藏有武器,只需要证明你经常出入藏有这些物品的场所,便可以提出检控。但当年这些所谓「武器库」,很多其实只是製造业工人的工会会址。这些地方储有铁鎚刀棍甚至易燃物品,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,但却有不少人因此被控和入狱。又例如所谓「藏有煽动性材料」的罪名,很多的「罪证」只是天天在骂戴麟趾、充斥各种「反殖反帝」口号但仍获准公开发售的左派报章。但这些因此被控入罪的人,出狱之后还可能会面对另一种惩罚:递解出境。

港英驱逐青年出境 完全不合乎人道

1960年代,大部分香港人都并非在本地出生,港英因此有法律基础对这些「不受欢迎」的人下「逐客令」。在六七期间,有不少只是犯了轻微罪行,例如参与集会的青年,在出狱后被勒令驱逐出境。这些年轻人不少在内地无亲无故,要把他们赶回去,终身与在香港的家人分开,是完全不合乎人道的做法。更大的问题是,当年北京不承认3条不平等条约,原则上坚持香港是中国领土,所以认为港府无权把中国人从一个中国城市驱逐出境。但按港英法律,假如无法执行驱逐令,便可以把相关人士拘押至命令有效落实为止。这种变相加刑做法,很多时造成罪行与惩罚完全不成比例,绝不合理。

1960年代与2014年 两个历史场景

回头看这段历史,最令人感慨的是当年的群众,实质上是站在这些政权暴力一边。暴动开始,便有包括香港大学学生会在内的400多个社团,联署要求港英恢复秩序。那个时候,警员对示威者拳打脚踢警棍扑头差不多是指定动作,也有被捕人士在拘留期间死于警署之内。但警队依然得到主流民意支持,例如各界对商界成立的「警员福利基金」反应热烈,短时间内便筹集到数百万元捐款。有趣的是,在40多年后的佔中运动期间,客观上警方在执行职务时所採用的暴力程度,其实根本与六七期间的执法手段完全无法相比,但今天的群众却是对此反应激烈口诛笔伐,与当年的民情走向形成强烈对比。

今天的警队也许会感到百般委屈,但他们没有意识到,1960年代与2014年两个历史场景的重大分别。1967年市民面对的抉择,是要从一个同文同种但代表政治混乱、激进思想的共产政权,和一个冷漠疏离但却能提供安定生活的外来政府之间作出选择。在两种秩序之间,市民选择了后者,又因此对各种不合理执法手段和有违常理的裁决视而不见,甚至乎吶喊支持。但这种抉择绝非因为殖民统治代表任何制度优越性或者理想价值,只是源于另一种选择的机会成本。面对1960年代「政治疯狂」的中共政权,市民选择殖民统治这个较小的伤害,可以理解。但到了21世纪,警队自以为专业忠诚地捍卫的政治秩序,其实已完全失去了道德感召力。

警队与市民同是受害人

回归20年,当年中英双方向香港人作出的美好承诺大都落空,而所谓「高度自治」和「民主治港」的原则也变得遥不可及。特别在年轻一代眼中,现时的局面与自己珍惜的社会价值也相去甚远,眼前的秩序与大家所追求的理想国度更是天壤之别。特区政府没有港英当年的福分,可以利用中国大陆的乱象作为遮丑布,反之今天自己甚至被视为迈向政治文明的绊脚石。市民对警权运用的容忍度,自然不可与当年同日而语。

假如没有这种历史认识,不明白公众关注的真正焦点所在,还要为着一时意气硬要与群众对着干,警队只是无必要地陷自己于险境之中,自找麻烦。

警权是政权的延伸,公众对它的态度,往往取决于大家对整个政治秩序的认受与支持。在这个正道不彰政治败坏的历史时空,警队与市民同样都是受害人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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